1923年初春,中国政治局势波诡云谲。南方,寻求革命统一的孙中山,面临国民党改组的内部压力与外部军事挑战。
与此同时,遥远的布尔什维克苏俄,正积极寻求其在华外交的新突破口,以打破帝国主义的围堵。
这两个看似意识形态南辕北辙的力量,却在此刻意外地走到了一起。孙中山曾明确表示,共产主义及其苏维埃制度不适用于中国国情。
然而,面对内外交困的中华民国,他形容如同“面临淹死的孩子”,而苏俄伸来的援助,无疑是那根“救命稻草”。
这背后,究竟是何等迫切的现实需求,以及怎样的战略互考,促成了这场看似矛盾却改变中国命运的联盟?
一场求生局,正在远东酝酿。
南下上海,越飞的算盘
早在1922年9月4日,孙中山在上海召开了首次国民党改组计划会议。会议上,他明确阐述了联俄联共的政策。
当时,不仅有国民党元老张继、王法勤、丁惟汾等五十余人参加,也首次邀请了共产党员陈独秀、张太雷等人列席。
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也出席并发表了讲话。孙中山的姿态,显示了他对外部援助的开放态度。
而苏俄方面,驻华代表越飞在北京与北洋政府的谈判已陷入僵局。他最初尝试对北京政府、军阀吴佩孚、孙中山进行“三重外交”。
但很快,他意识到北洋政府难以成为可靠的盟友,吴佩孚更是反复无常。越飞迫切需要在中国找到一个真正具备革命潜力的力量。
他认为,支持中国革命是提升苏联世界威望的关键,甚至比援助凯末尔更具战略意义,因此“完全值得”投入。
1923年1月13日,越飞收到莫斯科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指令。这份指令明确表示,赞同全力支持国民党。
同时,它指出可以由共产国际的后备基金资助,并建议外交人民委员部与越飞协调后续经费问题。
这进一步坚定了越飞的判断。他立即致信莫斯科,详细汇报了中国的形势,对孙中山及国民党表现出高度评价。
他盛赞孙中山是“实打实的革命家,特别诚挚的热心人”,与凯末尔截然不同,“很大程度上是我们这边的人”。
越飞深信孙中山将很快成为中国的真正统治者,并强烈希望苏俄能立即提供财政援助,以抓住这一难得的历史机遇。
于是,越飞决定“养病”为由,南下上海。他旨在亲自与孙中山会面,对孙中山及国民革命运动施加影响。
更重要的是,他希望通过直接对话,协调苏俄与中国革命力量之间的关系,为未来的合作铺平道路。
上海宣言:求同存异的基石
1923年1月17日,越飞乘坐的轮船抵达上海。孙中山对此高度重视,特派国民党要员张继前往码头迎接。
越飞此行的目的非常明确:他要亲自评估孙中山的实力与意图,并力求促成一项对苏俄战略有利的联盟。
从1月18日到26日,孙中山与越飞在上海进行了数次密集的会谈。这些会谈内容广泛,涵盖了苏俄内外政策、中国局势。
双方还深入探讨了中苏关系、外蒙问题以及中东铁路的复杂权益。会谈持续近一周,气氛既坦诚又充满策略性。
其中最核心的议题,也是双方达成共识的关键点,围绕着中国革命的性质展开。孙中山明确声明。
他认为“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因中国并无使此项共产制度或苏维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况也”。
对此,越飞表示了完全的同意。他强调,中国当前的首要任务是实现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独立,而非急于实行共产制度。
这一共识,为双方跨越意识形态的合作奠定了基础。1月23日,越飞在上海设宴,款待孙中山及多位国民党高层。
宴会进一步加深了双方的了解与信任。随后的1月26日,孙中山与越飞共同用英文发表了《孙文越飞联合宣言》。
这份宣言的发布,标志着孙中山联俄政策的正式确立。它表明孙中山不再顾忌西方列强的态度,毅然选择与苏俄携手。
宣言发表的第二天,即1923年1月27日,孙中山的密友陈友仁根据他的旨意,在上海的报纸上发表社论。
陈友仁在社论中指出,长期以来苏俄与中国之间的敌意,促使双方最终结盟。他认为,此举将显著改变孙中山的国际声望。
当天,越飞心满意足地乘船离开上海,启程前往日本。孙中山的另一位重要密友廖仲恺则随同越飞一同前往日本。
《孙文越飞联合宣言》的发布,立刻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西方列强对此表现出惊愕、好奇与深深的忧虑。
日本政府尤为不安,惧怕苏孙结盟可能对其在华利益构成威胁,甚至一反常态地热情邀请越飞访日。
然而,苏俄官方对这份宣言的反应却“比较冷淡”。莫斯科方面对宣言中的某些条款,特别是“中国不适合共产主义”的表述并不满意。
在《真理报》和《消息报》转载该宣言时,它们有选择性地删除了这一关键条款,暗示了其内部对文本的保留态度。
远东博弈,援孙的代价
孙中山在与越飞的会谈中,详细阐述了他为统一中国而构想的“两套军事计划”。他迫切地希望获得苏俄的财政与军事支持。
第一套计划,孙中山雄心勃勃地提出,即刻消灭盘踞在广东的陈炯明军队,继而北伐击败北洋军阀吴佩孚。
他甚至期望能利用与张作霖的关系,促使张作霖协助进驻北京。为此,他请求苏俄提供约200万金卢布的巨额资助。
孙中山还希望苏联能佯攻满洲,以牵制张作霖,迫使其在与吴佩孚的斗争中站队,或者至少不与国民革命军为敌。
第二套计划则更为长远,作为备选。如果第一套计划受挫,孙中山设想在中国的西北部建立革命根据地。
在那里,他希望在苏联的全面援助下,用一到两年的时间训练并装备一支高达10万人的精锐军队,随后再图统一全国。
孙中山对苏俄的援助寄予厚望,急切希望获得武器,并希望苏联能帮助他实现装备10万士兵的宏大目标。
越飞本人对孙中山的“两套计划”给予了强烈的支持,并极力向莫斯科呼吁。他认为,支持孙中山对苏联至关重要。
他强调,这不仅关系到苏联作为“世界革命先锋”的威望,而且中国革命的胜利将显著提升苏联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
越飞甚至断言,支持孙中山的“两套计划”,即使投入200万金卢布的巨额资金,“也是完全值得的”。
尽管最初,俄共(布)领导人托洛茨基曾对越飞在华“乱许愿”的行为表示担忧,认为其承诺过于慷慨。
但随着越飞持续不断地发回乐观的报告和极力说服,托洛茨基的态度也发生了转变。他最终指示苏联红军总司令加米涅夫和高级将领谢尔盖耶维奇。
他们被要求深入研究对孙中山的援助方案,考虑如何具体提供军事建议和支持,以推动中国革命的进程。
1923年3月8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在莫斯科召开会议,专门讨论了越飞提交的援助孙中山的建议。
会议首先否决了越飞提出的一些可能引发日本干涉的直接军事行动计划,例如对张作霖的佯攻,担心会引火烧身。
然而,政治局会议仍决定全力支持在中国西部建立革命军队的根基,这与孙中山的第二套计划不谋而合。
莫斯科同意向孙中山资助大约200万墨西哥元,这笔款项将分期支付,承诺在一年内全部到位。
此外,苏联还决定派遣一支政治和军事顾问小组前往中国。但这一派遣需要事先获得孙中山的同意。
同时,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也流露出一定的担忧,他们担心孙中山过分强调纯军事行动,可能损害组织准备。
会议还要求越飞在处理完在华事务后尽快回莫斯科,就中国战略问题进行更深入的商谈。
热海密语,援助细则
《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发表的第二天,即1923年1月27日,越飞便带着孙中山的密友廖仲恺一同启程前往日本。
他们在日本的热海进行了长达一个多月的秘密会谈,从1923年2月10日一直持续到3月。
这次密谈的具体内容在当时外界不得而知,但据当时也在日本的国民党人士陈公博后来回忆证实。
会谈内容确实包括了国共合作的议题。陈公博指出,越飞在会谈中明确传达了苏联关于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的指令。
同时,会谈也重申了中国未来将实行三民主义,而非共产主义,再次确认了意识形态上的底线。
然而,此次热海密谈中最重要的议题,无疑是商讨苏联援助国民党的具体细节,这直接关系到孙中山“两套计划”的落实。
孙中山对莫斯科的援助进展翘首以盼。到了1923年4月30日,他便迫不及待地向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询问,援助何时能够到位。
孙中山急需武器来扩充军队,并希望苏联能尽快帮助他装备10万士兵,以实现其统一中国的宏伟目标。
值得一提的是,孙中山在此期间还巧妙地利用他与北洋军阀张作霖的关系,协助疏通了张作霖与苏联之间的关系。
这主要涉及中东铁路问题上的协调。苏联方面对孙中山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感到满意,认为他展现了重要的战略价值。
1923年5月1日,越飞终于从日本热海致电孙中山,正式告知苏联政府关于支持中国南方革命势力的决定。
电报中明确指出,苏联将提供200万金卢布的财政援助,这笔款项将分期在一年内支付给孙中山。
在军事物资方面,苏联将提供少量武器,包括最多8000支日本造步枪,15挺机关枪,以及4门奥里萨卡炮和2辆装甲车。
越飞还建议,孙中山可以借助苏联提供的军事物资和教练员,在国民党内部建立自己的军校,以培养骨干力量。
同时,越飞特别强调了保密要求,提醒孙中山务必对此次援助的所有细节严格保密,以避免不必要的国际干预。
收到越飞电报后,孙中山“喜出望外”,立即于1923年5月15日复电越飞。他在电文中表示对所有建议均欣然接受。
孙中山承诺将全力以赴,积极推动各项计划的实施。他还表示,将尽快派代表前往莫斯科,商谈具体的援助细节和后续合作事宜。
结语
至此,苏俄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达成了历史性的战略联盟。苏俄在中国南方获得了一个重要的战略支点。
这不仅有助于其对抗帝国主义在远东的影响力,也为其在国际舞台上扮演“世界革命先锋”的角色提供了坚实支撑。
而孙中山则得到了他孜孜以求的财政与军事援助。这笔援助对于当时面临内忧外患、急需外部力量支持的国民党而言,无疑是雪中送炭。
这场联盟的达成,其根本动力是双方在各自困境下的极致务实选择,而非教条的意识形态趋同。
正如孙中山所言,在即将“淹死”的绝境中,他别无选择地抓住了那根“救命稻草”。
《孙文越飞联合宣言》的签订,及其背后一系列秘密谈判和最终援助的落实,不仅彻底改变了中国国民党的命运。
它也为未来中国革命的走向和中苏关系的复杂演变,埋下了深远而难以估量的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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