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军队正规化建设的推进，不仅在军事和政治领域取得了显著发展，纪律检查工作也被严抓不放。战争年代，许多干部凭借英勇表现赢得了“英雄”的称号，但进入和平时期后，却因被表面光鲜的利益诱惑所迷惑，逐渐失去了应有的坚守。
因此，军队纪律整顿成为罗荣桓帅的重要任务，他亲自挂帅，要求所有干部严格遵守纪律法规，接受各方面的监督，确保军队风气纯正。尽管如此，仍有极少数高级干部陷入腐化堕落的泥潭，忘记了初心，藐视党纪国法，仿佛一旦拥有一点战功便可以肆无忌惮。
1956年，上级对一名正军级将领做出严厉处分，降其军衔至准军级，撤销其职务。原本应当授予将星的他，最终只获授大校军衔。这个将领便是尹先炳。
尹先炳在解放战争时期，曾隶属于第二野战军杨勇部下。其军事资历颇为丰富，早在1930年便参加红四方面军，历任排长、连长、营长、团长等多个基层和中级指挥职务。抗战期间，他跟随刘邓大军奋战，1940年新组建的十一旅中，他升任旅长，黄振棠担任政委，秦基伟为副旅长。
展开剩余71%短短两年后，尹先炳被调任湖西军分区司令员。虽然军衔等级保持平调，但肩负的责任却显著增加。地方军分区的工作既繁琐又复杂，不仅要在辖区内组织作战，还要发展地方武装力量，如游击队和民兵，兼顾多方面工作，这极大锻炼了他的综合指挥能力。
抗战结束后，冀鲁豫军区主力改编为野战纵队，湖西军分区主力改组为第二旅，尹先炳担任旅长。原计划北上东北的部队，在完成邯郸战役后，因山海关和锦州通往东北的交通线被切断，部队被迫留守晋察冀，继续在当地打了一年多的战斗。
1946年底，部队接到整编命令。苏振华带部队南下，杨得志和曾思玉则留守晋察冀。经过一段时间后，第一纵队与第七纵队合并为新的第一纵队，杨勇任司令员，尹先炳继续担任旅长。1948年，晋冀鲁豫野战军改编为中原野战军，他晋升为纵队副司令员兼第二旅副旅长。1949年中原野战军组建兵团后，杨勇和苏振华分别担任司令员和政委，尹先炳被提拔为16军军长，参与了渡江战役和挺进大西北的作战行动。
在第二野战军中，尹先炳的战绩并不算特别突出，多是通过后期晋升的。他的晋升速度相比秦基伟显得缓慢许多。秦基伟抗战结束时已是军区司令员，地位相当于纵队司令员，而尹先炳此时仍只是旅长。
解放后，尹先炳的问题逐渐暴露。他在私生活上腐化堕落，违犯纪律，几经警告和处分，最终被从正军级降为准军级，开除党籍，撤销职务。这些处分发生在1955年之前，但正式的处理通报是在1956年5月下发。若处分发生在1955年之后，他的军衔可能不会受影响。以他的资历和战绩来说，他本应晋升为中将，然而最终仅被授予大校军衔。
尽管如此，上级仍本着“治病救人”的原则给予他重新任用的机会。1958年，他被安排担任解放军政治学院院务部副部长，这一职务既是副职，且仅限行政管理，不涉及党内重要岗位，显示出对他的限制和监督。
到了1980年代，上级有意重新启用尹先炳，计划调任某大军区副司令员。然而，当他得知杨勇与徐立清两位老首长同时去世的消息后，精神和身体都受到极大打击，不久便因病去世。
尹先炳本应在新中国成立后大展拳脚，但因个人问题导致其军事生涯受阻。若非这些过失，他很可能会成为中将，晋升为大军区副司令员，甚至有望担任司令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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